ASML，为何想逃？

欧洲半导体市场，近两年似乎变成了一座围城，一部分国家的企业想要跑路，另一部分企业却乐此不疲地建厂，把欧洲当成了应许之地。据荷兰媒体报道，全球最大的光刻机ASML已向荷兰政府提出了意向，表示将有可能在其他地方扩张或迁移，法国是其选择之一，ASML首席执行官PeterWennink在接受荷兰媒体网络RTL采访时表示，如果在荷兰找不到足够的合格人才，公司可能会被迫将业务转移到国外。他补充说，“我们将在东欧、亚洲或美国找到这些人，然后我们就会去那里。”

为此，荷兰政府成立了代号“贝多芬计划”的特别工作组，由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亲自负责，只为挽留ASML，继续让它在荷兰发展。

而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的则是，英特尔和台积电先后宣布在德国建厂，格芯、意法和Wolfspeed等公司也先后宣布在德国和法国建厂，一堆厂商开始涌入荷兰周边两个大国。

为什么欧洲半导体能呈现出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局面呢？

难办的ASML

与很多人印象里相反的是，想要投身半导体这一高科技行业中，并不需要太高的学历。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协会曾在2022年发表过一篇文章，其建议美国利用移民政策缓解国内半导体供应短缺的问题，其中就带到了目前发达国家发展半导体困境的关键所在——人。

根据美国社区调查和Emsi-Burning-Glass的数据，移民已经在半导体行业的几乎所有职业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且对学位水平和技能要求并不高。例如，电气、电子和机电装配工是该行业最大的职业，占半导体劳动力总数的14%，只要求高中学历。这个行业的大多数工人是在国外出生，主要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电子和电气工程师是第三大职业，通常需要高等学位，这些工人中有一半是在外国出生，印度和中国是最大的移民来源国。

其表示，如果目前美国国会对移民政策的矛盾态度持续下去，要将这一劳动力的规模扩大一倍或两倍将是一项挑战。不需要大学学位的新工作岗位有可能由本地出生的工人来填补，但即便如此，也需要在美国最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从其他行业吸引成千上万的工人。例如，新的半导体制造厂可能会建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和亚利桑那州的钱德勒附近，这两个地方是德州仪器公司和英特尔公司现有制造工厂的所在地。在这两个地方，每个失业工人对应的空缺职位（衡量劳动力市场紧张程度的常用指标）目前是全国最多的，这表明半导体行业的潜在员工数量不足。

即使是在英特尔宣布投资200亿美元建立两个新工厂的俄亥俄州，外国工人在芯片制造业所占比例（10%）是各行业平均移民比例（5%）的两倍。在这里，移民工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来自印度、墨西哥、中国和德国的移民比例几乎相同。

以美国每年百万数量的移民都窘迫至此，发达国家地区的半导体行业缺人情况可见一斑，而对于面积不过4万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不过1700万的荷兰来说，这些问题只会更加凸出。

早在ASML透露搬迁意愿前，荷兰的一部分问题就已经爆发出来，曾经冠以皇家荷兰之名的壳牌石油集团在2021年11月，取消其双重股权结构，并将总部从荷兰迁至英国，其搬家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荷兰的增税政策以及在法庭上面临的气候压力。

如今，荷兰的民粹主义政党在2023年的全国大选中大获全胜，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让更多荷兰本地企业开始明确反对阻碍移民以及增加税收等政策，也让它们开始考虑把总部搬到其他欧洲国家的可能性。

而ASML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家公司，作为全球十大科技公司中唯一位于欧洲的公司，ASML总价值约占荷兰股票市场基准指数的20%、欧元区蓝筹股指数的10%、MSCI全球技术指数的2.5%，一旦ASML搬离荷兰，就会在荷兰股市里引发一场连锁反应，荷兰最大的行业组织的负责人IngridThijssen告诉路透社：“许多在股票市场上市的公司正在研究将总部迁往其他国家。”这也难怪荷兰政府会千方百计地想要挽留ASML。

ASML确实有自己的苦衷，与所有全球科技公司一样，ASML依靠吸引技术工人而发展壮大，ASML在荷兰拥有9,000多名非荷兰籍员工，约占其在荷兰22,860名员工的40%，其中只有7%的员工是“弹性员工”，93%都是正式雇员，荷兰居民如今对移民的反感情绪与日俱增，新的反移民政策已经在酝酿之中，到时候ASML就会面临成本增加与人才缺乏等问题。

而荷兰人呢，也不是无理取闹，而是移民和外籍员工确实在不断压榨本地人的生活空间，荷兰总面积只有加利福尼亚州的十分之一，但房价却在过去五年里上涨了65%，仅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约45000套住房缺口，此时外籍和移民员工就成为了众矢之的。

这种矛盾随着荷兰新政党的上台而激化，而且短时间内看不到解决的可能性，消息人士指出，中间派政党NSC正是通过法律取消外籍人士税收优惠的政党。税收优惠指的是一项规定，允许荷兰雇主给予高技术移民雇员30%的免税工资，最长期限为5年。该规定经过修订后于2024年1月1日生效。根据新的规定，税收优惠仍将最多适用五年，但雇主必须在此过程中减少优惠：前20个月为30%，后20个月为20%，其余20个月为10%。

为什么ASML会考虑法国呢，原因倒也很简单，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推行亲商改革和高额补贴，而且法国虽然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案，但对于荷兰的ASML来说，依旧相当宽松，无需过分担忧移民政策收紧的负面影响。

但法国也非半导体的得天胜地，一方面呢，法国缺乏供应商和客户群较小这样的客观条件限制，另一方面，法国每周标准工作时长只有35个小时，而荷兰的每周标准工作时长是40个小时，要是把现在的23000名员工搬去法国，那么ASML就要在加班费上大出血了。

隔壁德国呢，虽然在供应商和客户群方面表现稍好，但成本也不会低到哪里去，扩大当地的办事处，转移部分业务尚在情理之中，而整体搬迁基本就是天方夜谭了。

总而言之，ASML的搬迁更像是放了一通狠话，逼着荷兰政府做出表态和让步，最起码也要遏制住税收和移民方面的改革。

但荷兰政府虽然进行了挽留，但却并未做出多少让步。ASML首席执行官在2024年荷兰科技状况会议上指出：“我们需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在荷兰发展，但我们还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外，他认为商界与政府之间在必要条件方面存在差距，荷兰政府的消息人士指出，尽管半导体等行业被列为优先领域，但不可能给予ASML优惠待遇。

在谈到住房问题时，ASML首席执行官对媒体问道：“如果我们想在韦尔德霍芬再雇佣2万人，他们将住在哪里？”今年2月，ASML刚刚宣布了两项举措，将在埃因霍温地区建造数百套经济适用房，但这对于上万雇员的ASML来说，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

半导体的“荷兰病”

ASML的困境，不禁让人想起了20世纪的“荷兰病”。

荷兰病（DutchDisease）并非真实疾病，而是英国新闻周报《经济学人》于1977年提出的新名词。20世纪60年代，荷兰发现北海油田，政府开始大力发展石油和天然气业，导致出口剧增，累积不少外汇，荷兰盾的汇价大幅升值，带来了短时间的经济繁荣，但这也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后续造成了其他产品出口量下跌、失业率攀升，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等经济问题。

当时的荷兰病，用来泛指那些因过度依赖单一产业，导致大量资本流入、币值急速上升，丧失国际竞争力的现象，而如今的荷兰病，则是半导体等产业的复兴依赖于移民，但泛滥的移民又引发新的矛盾，与饮鸩止渴无异。

坐拥ASML的荷兰，仿佛又回到了上世纪，上世纪大家在羡慕它的油田，现在大家在羡慕它拥有的No.1半导体设备公司时，而它自己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荷兰的问题不止是一个欧洲国家的问题，随着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的崛起，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担忧，从英飞凌到大众汽车的首席执行官们都曾警告过右翼极端主义对国内经济的威胁，而他们所顾虑的点，也和ASML相似。

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EconomicInstitute）的一份研究，在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间，德国半导体产业人力短缺达6万2000人，尤其在电机工程、软体开发和机械电子等领域。德国经济研究所指出，未来10到12年内，德国半导体产业28%的电机工程师和1/3的工程监督人员将达到退休年龄，恐怕会令业界目前普遍缺乏专业人力的情况继续恶化。

而欧洲晶片厂商最集中的德国萨克森邦（Saxony），其中的地区工业游说团体SiliconSaxony负责人博森伯格（FrankBoesenberg）表示，到2030年，萨克森的晶片制造商将需填补2万5000个职缺，而当地适龄劳动人口将减少30万人。

“这个地区的年轻人太少了，我们需要移民。”他说。

为了解决企业的用人问题，去年11月，德国的《技术人员移民法》的第一阶段开始实施，让不具备德国专业认证的外国人才在德国就业程序更简化，也让外国人更容易取得德国国籍，算是缓解了燃煤之急。

但新的移民法却又被一部分人视为眼中钉，极右翼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在今年将举行的欧洲和地区选举之前，民调支持率超过30%，而这一政党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遣返移民，拉高移民门槛，民调显示，约68%的德国管理阶层担心，如果极右翼势力增强，德国对外国劳工的吸引力恐会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另类选择党与荷兰众议院目前第一大党——极右翼的自由党主张相近。

移民问题只是冰山一角，欧洲在生产用于先进芯片制造的高度定制化复杂材料和化学品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但它们目前在欧洲的处境也不妙。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2022年的《欧洲芯片法案》没有充分涵盖芯片制造以外的投资，而欧洲的环境法规使扩大化工设施变得更加困难，再加上天然气危机，推高了本就昂贵的能源价格，迫使厂商关闭或暂停某些产品的生产，业内高管也表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激励措施，在欧洲继续扩张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上世纪90年代，欧洲一度占据全球芯片产能的44%，但随着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当前欧洲仅占全球芯片产能的8%左右，与此同时，欧洲在芯片领域的资本支出也出现了长达数十年的下降。上世纪90年代，欧洲在全球芯片领域所占的资本支出比例约为8%，亚太地区约占10%，而到2022年，欧洲在芯片领域的资本支出只占全球3%，亚太地区已升至66%。

倘若不是缺芯危机，欧洲恐怕不会对半导体投入这么多的关注，但一旦重新审视下来，就会发现长达十几年的空白所带来的种种弊病，ASML这起事件，不仅是对荷兰目前经济政策的不满，也是此前压抑矛盾的一并爆发。

"这个话题不仅仅是关于ASML，而是荷兰有多适合企业落户，"荷兰政府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ASML已经在国外发展了很长时间，所以讨论的框架有点偏离。"该消息人士指出，ASML辩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早在最近一次议会选举之前就已经存在，是即将卸任的荷兰首相马克-吕特政府10年来的遗留问题。

荷兰并非欧洲的个例，如果不能确实解决这部分问题，那么已经开工的、由台积电投资的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ESMC）恐怕也要遭遇类似的水土不服。

写在最后

面对ASML，荷兰政府需要在扼杀企业和偏袒企业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条中庸的道路，既要挽留住ASML，也不能在移民方面给予太多特权，但如何平衡二者，就是摆在荷兰首相马克·吕特面前的一个复杂难题。

比较有意思的是，欧洲在21世纪的“荷兰病”，是移民政策与制造业发展的矛盾，而中国台湾，却实实在在地患了上世纪的“荷兰病”，2013年半导体占台湾GDP比重不到一成，而2022年时占比已达16.37%，由于资源全被半导体吸走，货币升值、工资上涨，导致其他产业丧失出口竞争力，只剩半导体产业顺利发展，让本土经济愈来愈畸形。

欧洲羡慕台积电，殊不知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台积电的对外设厂，又何尝不是一种风险转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