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诉“苹果税”败诉 中国当“冤大头”何时能了？

2024年5月29日，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就中国消费者起诉“苹果税”反垄断第一案做出一审判决：苹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没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不公平高价和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因此驳回原告诉请。

这一诉讼于三年前（2021年1月）立案。原告苹果用户金女士认为，在苹果AppStore渠道购买多款数字产品的价格均高于Android渠道，且交易时只能选择ApplePay支付，因此起诉苹果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了强制搭售、不公平高价、拒绝交易和限定交易等行为，要求苹果赔偿10万元人民币并公开道歉。

原告代理方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琼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尊重法院判决，但仍坚持认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征收全球最高的“苹果税”，后续将就本案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Tips：何为“苹果税”？

所谓“苹果税”，指苹果用户通过苹果AppStore付费下载App，或购买数字商品及服务，苹果公司通过其支付系统留下一定比例的费用，与App的开发者分佣。这个分佣比例，就是“苹果税”的税率。

一

胳膊没拧过大腿：中国消费者为何败诉？

根据一审判决书显示，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境内显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但根据《反垄断法》，只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才构成违法。

法院审理后，支持了苹果公司一方的理由主要如下：

1.没有证据证明“苹果税”不合理：涉案的苹果AppStore平台是一个庞大的经营体系，法院无法评估苹果公司运营成本与收取佣金之间的差异，进而无法依据前述差异评价其佣金是否过高。

2.强制使用ApplePay系统属于合理经营：ApplePay模块保护了数据安全，以及交易相对人和消费者利益，因此不会产生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后果。

中国消费者在一审中败诉并不意外。就中国当前的监管框架以及诉讼环境而言，消费者个人要赢得针对手机巨头苹果的反垄断诉讼极其困难，本案的判决理由和结果充分反映出普遍的难点和障碍所在：

一方面，消费者个体基本不具备提出有效证据的能力。

要证明苹果公司违法垄断，需要复杂的经济学计算和法律推理过程，甚至通常需要苹果公司的内部数据和资料提供证明支持。即使是具备随时调取被调查公司资料、传唤相关人员提供证词的监管机构，要完成一项反垄断调查尚且需要数年的时间。消费者在无法掌握足够资料的情况下，根本无力完成反垄断诉讼中对于原告的举证要求。

不少谙熟法律的中国专家都认为，在中国，反垄断民事赔偿诉讼的难度极大——对于原告的举证要求过高、证据证明标准过高，且赔偿额低，由此导致我国反垄断诉讼少，而胜诉的更少。

另一方面，与消费者相比较，苹果公司的应诉经验极其丰富，可以提出多种法律和经济性理由为其封闭系统做出合理化解释。

在本案中，苹果主张收取佣金是行业通行做法，封闭系统政策对于确保设备隐私和安全至关重要，且都是在其他国家诉讼中经常使用的证明方法。针对美国、印度消费者提起的反垄断诉讼，苹果公司还曾使用“消费者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等理由，请求法官驳回诉讼。

苹果公司具有庞大的财力和法律团队能与消费者周旋，他们果然赢了这桩中国消费者的诉讼案。不过，苹果公司要赢得诉讼的强烈商业动机，不是担心支付10万元赔偿额，而是要维持其在中国市场上的高额“苹果税”：

据第三方数据统计机构Sensortower统计，2023年，全球1608亿元“苹果税”中，美国941亿元，中国482亿元，欧盟252亿元。单靠中国市场苹果税的收入，苹果就能在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营收榜单超过bilibili和微博，且是bilibili2023年营收的两倍有余。

二

全球最大的“冤大头”在中国：30%的“苹果税”

中国市场是苹果公司的主要营收来源地区，而且对比全球各国，中国“苹果税”税率最高。

在中国，“标准企业”需要支付的“苹果税”税率为30%，“小型企业”为15%。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27%和12%，欧盟17%和10%，以及韩国26%和11%，中国消费者是“苹果税”最大的“冤大头”。

图：主要国别地区的苹果税率和App政策（来源：网络）

苹果公司在中国为何能收获如此高的分佣？这要从法律、监管环境和商业需求两方面分析。

第一，从法律环境的角度来说，跟中国相比，“苹果税”在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反垄断监管和诉讼的压力要更大。苹果在其他区域调整费率并非一种主动自发的行为，而是迫于法律合规和诉讼挑战。

在中国，由于没有针对应用商店收取费用的强制性合规要求，因此也很难触发相关的反垄断调查和诉讼。

近几年间，对苹果公司实施反垄断监管力度最大的是欧盟和美国。苹果在这两个区域内都遭到了监管机构较大规模的反垄断调查及处罚，以及企业和开发者提起的反垄断诉讼（最著名的就是Spotify和EpicGames），以及许多消费者的集体诉讼。欧盟、美国、韩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立法、监管执法和诉讼，都对苹果在相应的区域内下调“苹果税税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欧盟：2024年1月，为了遵守3月即将生效的欧盟《数字市场法案》（DMA），苹果在欧盟地区不仅首次允许在其系统上推出第三方应用商店，并大幅削减苹果应用商店的费用，从30%降至17%，对于符合资格的开发者，费用甚至降至10%。因为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合规成本非常“昂贵”，一旦违反将面临全球收入10%的罚款处罚（对苹果来说罚款预估可能达到400亿美元）。

美国：2020年EpicGames因苹果公司向开发者收取30%的费用，起诉苹果公司违反反垄断法。这起诉讼从阶段性结果来看，虽然苹果公司胜诉，但美国法官在判决中命令苹果公司允许开发者使用除苹果系统之外的其他购买机制。苹果公司由此被迫做出合规改变，为美国开发者创建了一个外部链接系统，收取的费率为27%。目前，EpicGames对于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仍在寻求诉讼的解决途径。

日本：为了与日本公平贸易委员会就长达5年的调查达成和解，苹果公司2021年9月修订了应用商店指引，以解除其反垄断行为的嫌疑。

韩国：2021年8月，韩国出台《电信业务法》之后，苹果公司将其在韩国的“苹果税”降至26%，且该法案迫使苹果公司不得不开放第三方支付。

第二，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苹果的硬件及其系统在市场占有率方面仍然非常高，挑战苹果会面临被下架和败诉的风险，需要相当的法律资源和财力支撑，所以中国国内的软件开发商实际上并不愿意、同时也很难去对抗苹果公司的市场优势地位，换句话说，国内很多软件开发商目前可能并不具备“议价能力”。

EpicGames在起诉苹果过程中，就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在诉讼期间，EpicGames被苹果下架，并被判须向苹果公司支付350万美元的收入。

所幸，EpicGames不仅仅是游戏开发商，而且财力雄厚，拥有自己的游戏平台EpicGamesStore，月活跃用户目前达8000万以上，所以它有能力也有动力去降低被各平台分走30%的佣金。据EpicGames的CEO称，如果不必向苹果和Google支付高额分佣，它可以多赚取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

所以对Epic来说，挑战苹果公司的诉讼，实质上是一场有利可图的商战。

目前，绝大部分中国开发商可能还不具备如EpicGames一样的商业战略和资本实力与苹果公司“掰手腕”，因此出于对自身商业和风险的考虑，并不愿意对苹果公司采取法律诉讼或其他谈判方式，去挑战30%的分佣。

图：Apple中国西单大悦城零售店（来源：Apple官网）

三

中国开发者和消费者不应为苹果的“违法”而买单

对应用软件开发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来说，“苹果税”意味着他们必须支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给苹果公司。特别是对于政策条件和费率特别敏感的小型开发者或创业公司来说，盈亏平衡线就在几个百分点之间。过高的“苹果税”直接减少了开发者用于游戏更新、推广以及后续开发新游戏的资金，甚至会让好的项目无法存活。

且不论苹果是否在中国市场中“滥用”了其市场支配地位，单就“苹果税”在全球不同区域形成了不同的费率而论，苹果公司的政策对中国开发商、消费者来说，就是不公平的。不论上游怎么交税，最终买单的都是消费者——消费者才是“苹果税”成本最终转嫁方。与目前“国家整体上希望促进消费”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并不相符。

正因如此，本案的原告、中国消费者金女士才会发现，相同的App的付费服务，苹果端比Android端更贵。

如果只有中国的开发商和经营者须向苹果缴纳高达30%的“苹果税”，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消费者正在“补贴”苹果在其他区域AppStore经营中所减少的盈利。然而，中国消费者不应该因为苹果公司区域化的政策而承受“价格歧视”，更不应该为苹果在其他司法辖区被认定的“违法”行为而支付更高的价格。

四

中国的“苹果税”何时能降？

正如苹果公司在许多诉讼中自辩称，2008年开设的AppStore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刺激了数百万个新企业的诞生，苹果付费应用开发商的数量增长了374%、达到520万个以上，苹果公司的创新曾切实地促进了市场的繁荣。

然而，作为市值近3万亿美元的上市公司，却在近几年以消费者可感知的速度放缓了创新的脚步，而其每一步行动都似乎在构建、强化其智能手机垄断的护城河。因此，对于“苹果税”质疑的呼声越来越大：

美国司法部正在与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联合对苹果公司提出反垄断诉讼；2024年5月28日，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允许消费者向苹果提出反垄断集体诉讼，法官允许将2008年以来在苹果应用内购买上花费10美元及以上的消费者纳入案件范围；

2024年3月，欧盟以苹果公司通过限制其应用商店来阻挠音乐流媒体竞争对手的竞争为由，对其做出处罚——罚款18.4亿欧元（约20亿美元），相当于苹果全球营业额的0.5%；

2024年2月开始，印度正在考虑制定并实施一项与欧盟《数字市场法》类似的“数字和竞争法案”，该法案提议禁止公司利用其用户的非公开数据并推广自己的服务而非竞争对手的服务，同时取消对第三方应用程序下载的限制。

因此，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高昂的“苹果税”在中国也许不会维持太久。

一方面，苹果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占有率都在下降，国产手机的出货量正在逐渐上升，当Android系统以及国产系统能够超越苹果的AppStore时，中国的开发者就会具备一定的“议价能力”，迫使苹果公司做出让步。

另一方面，苹果在欧盟、美国等地区所作出的调整和让步，以及接下来所面临的一系列反垄断集体诉讼和反垄断调查，会在全球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其他区域享受低费率、在中国区域仍被收取30%费用的大型开发者可能会继续向苹果施压，要求苹果在不同区域对同一开发商实施相同的费率政策。